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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置疑，历史学家会把19世纪以及比它更早的年代当作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经验的时代，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做过如此多的试验。

    在这些试验当中，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就要数法国大革命了。发现一个社会有待于遵照纯粹的理性指导，从头到脚地重塑自己，数百万人必将遭到屠杀，并且，欧洲会在20年里深深地陷入一片混乱当中。

    为了用经验向我们证明，独裁者会让那些拥护他、爱戴他的民族付出惨痛的代价，需要在50年里做出两次具有强大破坏性的试验。尽管试验的结果非常清晰易懂，但是它们看起来并不足以让人们信服。第一次试验的代价是300万人的生命和一次入侵，第二次试验导致领土割让，并且在随后表明了常备军的重要性。随后几乎还要来第三次试验。人们很确定总有一天会出现第三次试验。若想要整个国家相信，伟大的德国军队并不像30年前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一支没有任何杀伤力的国防军，就一定要爆发一次令我们伤亡惨重的可怕战争。让人们了解到贸易保护能够摧毁实行这一制度的民族，至少20年损失惨重的试验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4.理性

    在列举能够给群众心理产生影响的因素时，完全没有必要提到理性，除非是想指出它的影响中的负面价值。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不受理性所影响，他们只能理解那些临时拼凑起来的观念。因此，那些懂得如何影响它们的演讲者，总是寻求于他们的感情而非他们的理性。逻辑定律并没有在群体身上产生作用。想要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必须完全理解那些令它们为之兴奋的感情，并且假装自己也具有这种感情，然后借助于初级的联想方式，用一些出众的暗示性理念来改变它们的观念，这样才能——如果有必要的话——回到一开始提出的观点上来，一点点地探索产生这种说法的感情。这种为了同说话时产生的效果相一致，而不断地改变一个人的语言的必要性，剥夺了所有行之有效的演讲预先进行准备和研究的可能性。在这种演讲中，演讲者会遵照他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他的听众的想法，单单从这一个事实就能看出他的影响力已经被遏制了。

    有逻辑性的头脑，习惯相信一系列大致严谨的论证步骤，当对着群体演讲的时候，难免要使用这种说服方式，他们面对自己的论证毫无效果，总是百思不得其解。一个逻辑学家这么写道：“通常，建立在三段论上——即建立在一致性的联系上——的数学结论是不能更改的……这种无法变更的性质，即使是无机物，如果能够跟这种一致性联系的话，也就只能表示同意。”这样说当然没问题，但是群体并不比无机物更能遵循这样的联系，它甚至都不具备理解的能力。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论证的方法来试图说服原始的头脑——例如野蛮人或是孩子的头脑——就可以知道这种方式根本没有一点价值可言。

    我们甚至没有必要把自己降低到原始人的状态，就能知道同感情对抗的理性是多么软弱无力。我们只要思考一下，就在几百年前，同最简单的逻辑相矛盾的宗教迷信是多么顽强和坚韧。因为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最光辉夺目的天才也会拜倒在规矩的面前，只是从现在来看，它们的真实性受到了一点挑战。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了许多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利用理性，来认识到迷信中极为幼稚的一面，或是对恶魔的罪行或烧死巫师的必要性表现出丝毫的怀疑。

    倘若群体永远不被理性所引导，是否该对此表示遗憾？我们不应该贸然去证实这一观点。毫无疑问，是幻觉激起的热情和刚毅，激励人类走上文明之路，人类的理性论证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作为领导我们的无意识力量的产物，这些幻觉无疑是必不可少的。每一个种族的精神构成中都拥有命运的定律，或许它由于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只能服从于这些定律，即使这种冲动看上去是最没有理论依据的。有时，国家就好像受制于神秘的力量，它们同那种使橡果长成橡树或让彗星在自己轨道上运行的力量极为相似。

    倘若我们想对这些神秘的力量有一点了解，就必须研究整个民族的进化过程，而不是这一民族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时不时出现的一些孤立的事实。如果我们单独考虑这些因素的话，历史看起来就像是一系列不可能的偶然事件造成的结果。一个加利利的木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无所不能的神，并且以他为基础建立了最重要的人类文明；一小队从沙漠里冒出来的阿拉伯人，是不可能征服希腊罗马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并建立起比亚历山大的领土更大的帝国；在欧洲已经高度发达，政权已经严格遵循等级系统的时期，只有一个炮兵中尉是不可能成功征服众多的人民和国王的。

    那么，我们还是把理性留给哲学家，不要太过于强烈地坚持对人的统治。文明的主要动力并不是理性，尽管存在理性，但文明的动力是各种感情，包括荣耀、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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