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词语只具备变动不定的短暂的含义，它们会随着时代和种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当我们想要利用它们的方法给群体施加影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群体在特定的时刻赋予它们的含义，不是它们在之前所具有的含义，或不同精神状态的个人赋予它们的含义。 因此，当群体因为政治的大动荡或是信仰的改变，对某些词语引发的形象产生了深刻的厌恶感，倘若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发生转变，那么一位真正的政治家的首要职责，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换一种说法。聪明的托克维尔很早之前就说过，执政的政府和帝国的工作内容就是用全新的词语把过去绝大多数的制度重新包装一番——也就是说，用新名称替换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和谐形象的名称，因为其他词语的新颖程度能够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徭役”变成了间接摊派，商号和行会的税款变成了执照费，如此等等。 可见，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那些流行用语，或是至少对那些不再被人关注、民众已经无法忍耐其旧称呼的事物提高警惕。名称的力量非常强大，如果选择合理，它们就能改变最丑陋的事情，并且为群众所接受。泰纳正确地指出，雅各宾党人正是引用了“自由”和“博爱”这样当时非常流行的词语，才能够“建立起能够同达荷美相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似的审判台，实现类似古墨西哥人的大屠杀的成就”。统治者的艺术，就如同律师的艺术一样，具有熟练使用科学术语的能力。这门艺术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同一个社会里，相同的词语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含义，他们表面上都在使用同样的词语，实际上，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从以上事例当中可以看出，时间是促使词语含义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也让种族参与进来，我们就会看到，在同一时期，在不同的种族但教养相同的人中间，同样的词语经常对应不同的观念。我们在不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前，不可能理解这些想法之间的差异，因此我不愿意再坚持讨论这一话题。我就是想表明，恰恰是那些被群众使用最多的词语，会在不同的民族之中拥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在今天我们频繁使用的词语“民主”和“社会主义”，就属于这种情况。 实际上，它们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代表着十分对立的思想。对于拉丁人民而言，“民主”这个词更多地象征着个人的自主权和意志要绝对服从于国家代表的社会的自主权和意志。国家在日复一日地掌控着一切，中央集权、垄断，甚至制造一切。激进主义分子、社会主义分子或是保皇派，一切党派都会不间断地寻求国家的帮助。而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尤其是在美国，同样是“民主”这一词语，它象征着强烈的个人意愿的发展，国家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绝对服从于这一发展，除了警察、军队和外交关系外，它不具备掌控任何事物的能力，甚至连公共教育也不行。因此，我们看到，同样的词对于一个人来说，象征着个人的自主权和意志的从属性以及国家的优势，而对于另一个民族来说，则是指个人意志的过度发展和国家的绝对服从。 2.幻觉 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群体便一直受幻觉的影响。他们给幻觉的创造者建立起来的寺庙、雕像和祭坛的数量，要比其他社会等级的人加起来的还要多。无论是过去的宗教幻觉，还是当今的哲学和社会幻觉，这些至高无上、令人敬畏的力量，都能在孕育于我们的星球之上的所有文明的根源中找到。古代巴比伦和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都是为了这些幻觉而建立起来的；在一个世纪以前，震动了整个欧洲的动荡，是因为它而引起的；我们的政治、艺术和社会学说，无一例外全都处在它强有力的影响之下。有时，人们会在可怕骚动的代价之下，推翻它们，但是，他看起来注定还会复活它们。没有那些幻觉，他就永远也不能从原始的野蛮人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没有它们，他很快就会回到原始的野蛮状态。毋庸置疑，它们就是毫无用处的幻影，但是这些我们梦想中的产物，却使得各民族创造出了光辉灿烂值得炫耀的艺术或伟大文明。 在这一问题上，由一些临时集中起来的不同的观点，使群体形成了意见，我在前面已对这种机制做出过解释。当时，法国国民卫队由一些软弱的小店主组成，卫队的纪律相当涣散，根本不能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军队。但是，与之拥有相似名称的任何军队会让人们产生相同的联想，所以也会被认为是没有害处的。当时，领袖们也有群众的这种错误的认识，在涉及以偏概全的意见方面，这种情况总会发生。奥列弗先生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及，一位追随民众意愿的政治家——这里指的是梯也尔先生——在1867年12月31日的一次内阁讲话中，就宣称普鲁士除了拥有一支与法国相同的常备军外，只拥有和法国相似的国民卫队，所以对它无须重视。 如果有人摧毁了博物馆和图书馆，如果有人把教堂前面那些受到宗教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和纪念物一并推翻的话，人类伟大的梦想之中还会留下什么呢？赋予人们希望和幻觉，不然他们将无法生存下去。这就是存在着众神、英雄和诗人的原因。科学承担起这一任务已有50年的时间，但是，科学在渴求理想的心灵之中却是有所缺失的，因为它没有胆量做出足够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说谎。 上个世纪的哲学家疯狂地将精力投入到对宗教、政治和社会幻觉的毁灭之中，我们的祖辈已在这种幻觉中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摧毁了这些幻觉，希望和顺从的源泉也随之干涸。幻想遭到毁灭之后，他们同盲目、安静的自然力量针锋相对，它们会无情地对待软弱，忽视怜悯之心。 无论哲学取得了多大进步，它都无法为群体提供任何能够令他们为之痴迷的理想。而群体会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属于自己的幻想，于是他们就像昆虫寻找光亮一样，在本能的驱使下，转向那些能够迎合他们需求的雄辩家。推动民族进化的主要因素，不是真理，而是谬误。现在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如此强大，原因就是它仍旧是深具活力的最后的幻想。虽然存在一切科学证据，它仍旧在继续发展。它的主要原因是基于这一事实，那些拥护他们的人会完全忽视现实，他们会冒着巨大的风险，大胆地向人们承诺幸福。现在的社会幻觉在以前大量的废墟之上肆虐，未来是属于它的。群体从没有渴求过真理，他们会远离那些同他们的品位完全不符的证据，如果谬论对他们有吸引力，他们更加倾向于被奉若神明的谬论，凡是能给他们带来幻觉的，都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试图摧毁他们的幻觉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3.经验 经验可以说是唯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的思想中生根发芽、让太过危险的幻觉归于毁灭的有效方法。然而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经验必须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发生，并且得频繁地重复，这是相当有必要的。一般来说，一代人的经验对于下一代人来说是没有利用价值的。这就是一些被当作证据援引的历史事实无法达成目的的原因。它们唯一的功能就是向人们证明了，经验就算是想要成功动摇根植于群体思想中的错误观念，也需要一代又一代不间断地出现。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