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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敬贤拍拍林志勇的肩膀：“辛苦你了，我现在赶着过海去学校听课，你搞掟之后通知我。”

    没有再多说什么，苏敬贤从警署大门走出，在街边拦下一辆黄包车，扬长而去。

    站在警署门口的林志勇看着黄包车远去的背影，颇有几分羡慕的感叹道：“不知我几时才有机会去学校见识一下，要是能学几句英文，说不定我也能在老总面前和鬼佬警司沟通出风头。要是能被提拔做便衣就更好了，老豆和阿妈也不用像现在一样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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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敬贤乘坐渡轮从尖沙咀赶到香港岛中环码头，接着又转乘一辆黄包车来到薄扶林道东，入眼之处的就是他升职做便衣探员之后经常进出的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所大学，奠基于1910年，次年成立授课。日治时期，香港大学本部大楼遭战火炸毁，学校停办近四年，直至1945年方才复办。时任港督葛量洪为了弘扬教育理念，由港府出资四百万港币兴建学院，此时的香港大学在港声望一时无两。

    升做便衣探员之后，苏敬贤每天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相当自由。便衣和军装不同，不用捱着日晒雨淋去巡街值班，除了每天按时报到，在没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便衣探员就算十天半个月不出现在警署也没有关系，到月底还能收到比军装警更多的薪资。抛开执行任务时的危险，便衣探员算是非常悠闲的一份工作了。

    有如此充裕的时间，苏敬贤自然不会白白浪费，享受了两天便衣探员的清闲后，他就报名了香港大学的旁听生，之后隔三差五便穿梭在九龙和香港岛之间。

    作为目前香港最出名的大学，香港大学虽然打着‘有教无类’的招牌，但其实也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考入，除了成绩之外还要考核家庭环境，层层程序审查堪称严格，这一点从此时大学门口停满了各式汽车就能看出来，在这个年代教育对很多家庭来说都还很奢侈。

    不过如果只是像苏敬贤这样的旁听生，只要通过考试后再交一部分钱也可以来听课，但是由于旁听生得不到学校的承认，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费这个功夫。

    从学校正门进入，在安保处苏敬贤向两名印度裔门卫出示了旁听生的证明材料，轻车熟路的朝着学校西边的社会科学学院法学部走去（按：历史上香港大学法学部于1969年创办，此处出现时间偏差系为照顾剧情而杜撰）。

    因为早上在警署耽误了一些时间，所以当苏敬贤来到法学部的时候教室里已经开课一段时间，苏敬贤轻手轻脚推开教室后门，冲讲台上正在讲课的一位英国教师做了个抱歉的手势，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后开始认真听讲。

    香港大学的法学部不同于其他学科，通常来讲课的老师都是英国人，所以授课时的语言也都是英语，仅此一道关卡就拦住了大批想要成为律师但英语又不过关的人，所以在法学部的教室里可以看到华人的数量并不多，反倒是英国人、印度人占比较大。

    “……合同法的目的在于提供概述这条法律的原则和实践，在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的合同法，体现的是契约自由的概念。我今天和大家讲的两个重要原则，分别是涉及鼓励交易以及当事人合同原则，刚才的案例是发生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市的真实事件，在以后的授课中我还会同样参考真实案例，以阐述法律在真实生活中的运用，希望大家能多花一点时间，详尽的学习这些案例……”

    这堂课讲台上的英国教师在讲合同法，由于苏敬贤前半截课没有听，现在台上教师讲到的部分对他来说堪称是如坠云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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