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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甲睡了一个好觉，跟郭威比起来，他没有那么极其旺盛的精力，甚至还不如王角。

    这两人是典型的工作狂，不管是“劳人党”还是“大唐人民革命军”内部，比得上的都是屈指可数。

    七月半，烟火气明显就多了，祭祖烧纸基本都会在这一天相对集中，不过因为杜如晦留下来的传统，倒也没有大办特办的。

    湖南这边朴素，江东江西也没有奢华到哪里去。

    跟湘北大乱之后的景象相比，湘南的相对稳定，反倒是要适宜一些。

    永州的山区匪患还有，因为成分复杂，甘正我的剿匪策略，从来不是针对一方一地的，而是通过自己的硬关系，在广西、黔中、湖南、岭南四个地方同时沟通。

    哪些土匪头子罪大恶极，哪些土匪还有挽救，这就要看传统官场和江湖上的能量。

    一年多的时间，大部分土匪寨子，都顺利地接受了改造。

    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拼的就是对地方的熟悉，以及地方人口的支持。

    “劳人党”在全国范围来看，影响力不算什么。

    可是集中在湖南，那就不一样了。

    土匪们即便依托有利地形负隅顽抗，又或许粮草充沛可以支撑个一年半载的，但是三四个月的与世隔绝，就足够让土匪们绝望。

    而每当“大唐人民革命军”在前方获得胜利，消息传到湘南，都会让土匪们的士气暴减。

    无法维持队伍，不管是土匪还是军队，都会面临解体的风险。

    土匪窝散伙成风，逃跑成习惯，久而久之，此消彼长之下，整个湘南、湘西、黔东南，除了几股老牌土匪寨子，基本都被顶点拔除。

    从战况上说，甘正我的第二军没有郭威的第一军轰轰烈烈，热度也不够，但从歼敌数和作战次数来讲，第二军是第一军的数倍。

    几乎就是每天都有战斗，公审大会的烈度，比当初在湘东还要激烈。

    说到底，论起阶级矛盾，湘西、湘南其实比湘东更加深。

    其中不仅仅包括大地主、大资本家对佃户、雇工的压榨，还有土匪跟地方豪门对地方普通百姓的治安恐吓。

    恐怖治理也是一种治理，而且基本上成为地方士绅的法宝之一。

    官僚们乐见其成，倘若治下百姓不反抗，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如果治下百姓反抗，那只要抓几个没根脚的土匪出来，该就地正法的时候，就要就地正法。

    这一套玩好了，那么湘西、湘南的地方官，就当好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无非是跟士绅们谈合作，包括但不限于每年的公粮征收额度，甚至还能通过地方治下百姓的艰苦生活，通过士绅向省级单位甚至是部堂高官那里要补助、贷款额度。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匪患严重的地方，民风固然是更“淳朴”，但往往也更愚蠢，普通百姓非常容易被愚弄，在其他地区的人看来，是几近蠢笨的。

    说到底，就是长期压榨之下，人为地创造了一个恐怖氛围的环境社会，在这个环境这个社会用，又通过降低教育甚至是降智的方法，进一步构建奴化的体系。

    当初整个湘东，在公审大会上反应最激烈的，正是安仁县的佃户，其中的道理，跟匪患严重地区，其实是共通的。

    无知的时候有多么奴性，受教育之后的怒火，就有多么炽烈。

    甘正我本以为自己会很快厌倦这种无聊的算计、战斗，可是每每看到无知的百姓在重新认识外界，知道外面世界变化之后的眼神，甘正我便又充满了力量。

    而“大唐人民革命军”在外部热战胜利，并非只是给土匪们震慑，也不是只激励着湘西、湘南地区的政工干部、普通群众，还有他本人。

    他能够亲身经历这种变化，一支队伍，一支革命队伍，由弱变强，以小变大，从少变多。

    挫折虽有，却不影响信心。

    尤其是，舒甲这样在战争上没有惊人才华的指挥官，也能够完成对敌人的打击，这就说明，这支队伍虽然依旧需要个人的超强能力，却已经具备了超过帝国旧时代军队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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