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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议会的运作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但是，议会仍旧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出色的统治方式，特别是人类已经找到的逃离个人暴政的最好的方式。无论是对于哲学家、思想者、作家、艺术家或有深厚学识的人，用一句话说就是，对于所有构成文明体系的人来说，议会毫无疑问是政府的最理想的形式。

    不过，在现实中，它们也表现出两种严重的危险性，一个是无法避免的财政浪费，另一个是对个人自由的约束。

    第一个危险是紧急状态和当选群体缺少远见的必然结果。倘若议会里的一个成员提出了一项明显迎合民主理念的政策，譬如说，他在提案中建议确保为所有的工人提供养老保险，或建议为任何等级的国家雇员提高薪金水平，而其他众议员因为十分惧怕他们的选民，就会成为这一项提议的受害者，看起来，他们不会无视后者的权益，反对这种提议中的政策。尽管他们都非常清楚，这是在为国家预算带来新的负担，使新型赋税的产生成为必要。他们不大可能在投票的时候犹豫不决。提高经费支出的后果属于遥远的未来，不会给自身招致不愉快的结果，当他们开始为了连续参选而抛头露面时，投出反对票所产生的后果就会清晰地呈现在他们面前。

    除了第一个扩大财政支出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同样具有强制性的因素，即必须投票支持那些为了地方目的的补助金。一位众议员无法抗议这种政府资助，因为他们再一次代表着选民们迫在眉睫的需求，也因为每一个众议员只有赞同自己同事的类似要求，才具备为自己的选民申请政府资助所必备的条件。

    上面所谈到的第二个危险——由议会实行的对自由不可避免的约束——看上去并不是十分明显，但是尽管如此，它却是非常真实的。这是大量的法律——它们往往是一种限制性措施——造成的结果，议会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但是由于缺乏远见，所以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无法了解投票的结果。

    这种危险当然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即使是在英格兰这种能够提供最被大众所认可的议会体制、议员对其选民保持了最大独立性的国家里，也无法摆脱这种危险。赫伯特?斯宾塞曾经在一本非常古老的著作中指出，表面自由的增长必然会伴随着真正自由的衰落。他在最近的《人与国家》一书中再次阐述了这一问题。在讨论英国议会时，他阐述了如下观点：

    自从这个时期以来，立法机构一直遵循着我指出的路线。快速增加的独裁性措施持续地倾向于限制个人自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每年都会颁布数量众多的法规条例，在过去的公民行为完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施加约束条件，逼迫他们去实现在之前不用非做不可的事情。同时，公共的事务会变得越来越沉重，尤其是当地的负担，通过减少他可以随意支配的盈利份额，增加公共权力取之于他并按照自身的意念进行消费的额度，进一步约束了他的自由。

    这种对于个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限制，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拥有赫伯特?斯宾塞没有提到的各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些众多的立法措施——大体上来讲，几乎都是限制性的法令——的通过，必将会增加施行它们的行政人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从这一方面来看，这些行政人员倾向于成为文明国家名副其实的主人。他们拥有着更大的权力，是因为政府在不断的更迭之中，只有他们可以免受这种不断变化的触动，只有他们不用担负必要的责任，不需要个性，永恒地存在。但凡是实行压迫性的专制统治，莫过于具备这三种特点的人。

    不断制定具有限制性法规，用最复杂的条条框框将最无足轻重的生活行为团团围住，难免会将公民随心所欲的活动空间限制得越来越窄。各个国家都成了谬见的受害者，它们认为更好地保障平等和自由就是尽可能多地制定法律，所以它们每天都在批准进行一些越来越难以忍受的束缚。由于他们适应了这样的约束，很快就会渴望被主子所奴役，失去所有的自发精神与精力。那时他们不过是虚幻的人影，消极的、无力抵抗的行尸走肉。

    倘若达到了这种程度，个人就会开始四处寻找在他的体内不复存在的力量。政府的各个部门必将同公民的漠不关心以及孤立无援共同增长。所以他们必须展示出个人所缺乏的主动性、首创性和引导精神。这逼迫他们承担一切、领导一切，将一切都处在他们的保护之下。国家会因此成为无所不能的上帝。然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拥有的力量既没有持久性，也不强大。

    在一些特定的民族中，一切自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虽然表面上的认可能够让它们产生一种假象，以为自己仍旧拥有着这些自由，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结果上所起的作用，至少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大。这是迄今为止任何一种人类文明都无法摆脱的衰退期的先期征兆之一。

    通过历史的教训以及各方面都颇具震慑力的先期征兆判断，我们的一些现代文明已经达到了衰退期之前那些历史上早已有之的阶段。每一个民族都将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相同的生存阶段，因为看起来历史会不断地重复它的过程。

    利用简短的话阐述人类文明这些共同的发展阶段是非常容易的事，我将会对它们做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以此作为本书的结束语。这种速记式的说明，或许能够对了解当今群众所行使的权力的原因有所启发。

    倘若我们依照主要线索，对于存在于我们之前文明的伟大与衰落的原因进行概括总结的话，我们能从中发现些什么？

    在人类文明产生的初期阶段，由于迁移、入侵或征服等原因，一群来源不同的人聚集在了一起。他们血缘不同，语言和信仰也不同。将这群人连接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的纽带，是某个头领没有完全得到承认的法律。这些混乱的人群有着极其突出的群体特点。他们有群体短暂的凝聚力，既表现出英雄主义，也有种种弱点，非常冲动，也非常狂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非常稳固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是粗鲁的野蛮人。

    最终，恒久的岁月造就了自己的作品。周围环境的特性，种族之间不断进行的通婚和共同生活的必要性发挥了作用。不同的小群体开始融合成一个整体，组成一个种族，即一个拥有共同特征与感情的群体，它们在遗传因素的作用下越来越稳固。这群人已经成为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完全有能力将自己从野蛮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然而，只有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不断重复的斗争以及无数次的重新开始，从而让它获得了一种理想以后，它才可以完全成为一个民族。这个理想具备什么特性并不重要，不管是对罗马帝国的崇拜、雅典的强大还是真主安拉的胜利，都足以让构成种族的每一个人在感情和思想上形成完全的统一。

    在这个阶段，一个拥有各种制度、信念和艺术的崭新的人类文明就会诞生。这个种族在追求这种理想的过程中，会接连不断地获得能够让它建立丰功伟绩所必备的珍贵品质。毋庸置疑，它在某些时候仍然是乌合之众，但是我们发现在它变幻不定的特征背后，会形成一种坚固的基础，即一个种族的秉性，它决定着一个民族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的变化，支配着机遇的作用。

    时间在完成其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之后，便开始了破坏的过程，无论是神还是人，都无法摆脱它的束缚。当一个人类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强盛和复杂的阶段之后，就会停滞不前，而一旦停滞不前，就注定会进入灭亡的过程。这时它的老年阶段就降临了。

    这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总是以作为种族的主流理想的逐渐衰退为特点。同这种理想的衰弱相对应，受到它的启发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动摇。

    随着这种理想的逐渐消亡，种族将会不断失去让自己变得无比强大，团结一致的品质。个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提高，但是这种种族集体的自我意识，却会被个人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所取代，同时还伴有个性的衰弱和行动能力的弱化。原本是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整体的人群，最终会成为一群缺少凝聚力的个人，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仅仅因为传统和制度而被人为地凝聚在一起。正是在这个阶段，被个人利益和渴求分离开来的人，已经不再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所以，即使是在最无足轻重的事情上也需要领导，于是国家开始发挥引人注目的影响。

    随着这种古老理想的丧失，种族的秉性也会彻底消失。它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个人，因而回归到自己原始的状态——一群乌合之众。它既缺乏一致性，也没有未来，只拥有乌合之众那些稍纵即逝的特征。现在，它的文明已经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群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掀起了野蛮的浪潮。文明或许仍然绚烂，因为漫长的历史赋予了它出众的外在美，但是从现实来看，它已是一座岌岌可危的大厦，没有任何支撑，下次风暴一来，便会彻底倾覆。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自身的优势时，就会开始衰落和灭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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