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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法正坚持扩大战争的理由也有点说服力，他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如果灭曹能提前一年甚至两年，早点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百姓痛苦也会小一点。

    刘备说实话有些心动，拿法正的意见跟荀攸商量了一下，又跟刘巴、诸葛瑾商量了一下。

    荀攸没有明显倾向，只是劝刘备决策前要慎重。

    而诸葛瑾和刘巴则是明确劝刘备别这么干，这么大事儿应该先跟丞相商量商量。

    颇懂经济规律的刘巴还私下跟刘备表达了一种观点：

    桓灵时天下大乱，汉统衰微，当时可不是仅仅因为“战乱不断，百姓困苦”，而是天下的土地兼并、贫富悬殊等等种种社会弊端，已经积累到了非常深重的程度了。

    所以，早点结束战争状态，却不解决社会问题、不对社会经济运作做好改造的话，就算重归和平，说不定反而掩盖了更多问题，那也就是回到冲质桓灵之前的汉安帝、汉顺帝时期。

    换句话说，形势会比桓灵好不少，但程度也有限。如果说桓灵状态属于“三十年后就要亡天下”，安帝顺帝时期也不过是“六十年后要亡天下”。

    刘备总不会希望他将来传位给后人，天下也只有五六十年太平吧，那可是比刘秀中兴的效果还差得远了——当然这话刘巴不敢直接说，只是潜台词里隐藏了这个道理。

    最后，刘巴敏锐地指出，说他这些年来搞经济工作、得丞相耳提面命教诲、学习进步，揣摩出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战争状态可以转移内部矛盾，并且利于推进改革。

    有些改革在和平年代阻力重重，那是因为没法用“需要上马这项改革来提升朝廷对外战斗力”这个借口，让一切阻挠者让路。

    而战时体制，可以把一切阻挠改革的人打成通敌，也能合理合法加强动员，对于真心想革天下之弊的雄主，是一个很不错的工具，所以刘备不该觉得战时状态是一种负担。

    刘巴还举了个例子：要是战争那么快打完了，陛下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发行“战争国债”？还没来得及干完的那些改革，有足够财力支持嘛？为什么不趁着战争的尾声夹带私货呢？

    （注：必须澄清一点。利用战时的紧急状态更利于做事，这是一把双刃剑。在刘备、曹操这些人手上，是确实革除弊政、为国为民改革兴利的。

    但历史上也不乏尝到这种制度好处后，赖在战时体制的便捷性上不肯过河的。比如曹叡的十四年任期里，前八年就属于利用战时体制做了正事儿，扛住诸葛亮的压力，他自己也不敢懈怠。

    可诸葛亮死后，曹叡的最后六年没了外部威胁，就属于赖在战时体制的红利里不肯下来，依然高强度动员，但搜刮来的民力都用来造宫殿个人享乐，腐化堕落。所以我并不是一味为战时体制的优点鼓吹。）

    这话刘巴也是不能在朝议上说的，太阴损了，私下里跟刘备说说倒是可以。

    而且刘备想拒绝法正、理由也很充分，都现成摆着呢，就说不忍河北百姓连续受苦，完全不用提别的。

    刘备听后果然犹豫了，没有再被法正的意见左右，决定去雒阳，问了李素和诸葛亮再拍板。

    可见四十岁的刘备，还没那么自负，不至于说出“事事问丞相，莫非朕不知治国”这样的话。

    九月初六的朝议上，刘备就敲定了三件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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